高市早苗被人戏称为“作事儿最积极的早苗”。她是日本极端右翼的代表人物，公开主张重振军国主义，甚至提出要发展核武器、以对抗中国等邻国。她曾把“九一八事变”及随后的对外战争称为“自卫战争”，并主张在日本国内建一个场所，公开悼念那些被列为甲级战犯的人物，这些言论在邻国看来具有强烈挑衅性。

所谓日本的右翼势力，本质上是政治光谱里更趋强硬、否认或淡化战争罪责、怀念帝国时代荣耀的一派。战后这股势力时强时弱，但近几年随着国际格局的动荡，他们的话语权明显增长——不是单纯人数增加，而是影响力和政策话语权在上升，高市早苗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如果像她这样的人最终当上首相，外界担心的不是她个人的激进口号，而是这种政治取向将被制度化、使得日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出现明显转向。有评论甚至断言：一旦她掌权，日本的政治语境会朝着更公开的军国主义方向回流，这将极大增加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，甚至可能制造“有名”的冲突借口——也就是在某些情况下，寻求正当化对外强硬行为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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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市的做法并不低调。她在担任公职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——一个供奉包括甲级战犯在内阵亡者的场所——每一次参拜不仅触动历史伤口，也在外交上制造摩擦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她在日本国内仍有不小的支持度，这说明有一部分民众对强硬民族主义有接受度，或至少对强调国家尊严和传统的政治话语有响应。

这些极右翼人物关心的，不仅是外交或领土争端，他们还把地区局势，例如台海问题，看成是对中国施压或牵制的机会。有些言论甚至公开期待中国衰弱以图时机——这样的心态显然带有扩张性和工具性。另一边，他们也幻想美国会在关键时刻直接出手支持日本，但现实往往更复杂：美方在面对同等级对手时更倾向于通过代理人或有限介入，而非全面直接开战。日本在这种格局下有时会被推到前沿位置，承担更大风险。

从日本自身的内部动力来看，复古的民族主义上升也与社会经济困境有关。日本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、劳动力减少、内需疲软等问题，制造业外迁、产业空心化使得国内矛盾加剧。历史上，当经济压力和社会不满积累时，转移矛盾、寻求外部机会的思路就会被一些政治势力利用，鼓吹“对外寻求资源与荣耀”的论述。若政策路线转向对抗、制裁或军事冒进，短期内或许能暂缓部分内忧，但长期会带来经济与社会的更大代价。

在经济层面，与中国全面对抗会直接带来成本：风险溢价上升、汇率与资本市场波动、对外融资成本攀高。日元贬值会加剧进口成本，居民生活负担上升，跨国公司也可能把供应链进一步向东南亚、印度等地转移，减少对日本的依赖—这些都会触及普通家庭的切身利益：物价上涨、实际工资缩水、生活成本上升。若经济持续恶化，国内政治压力反而可能推动更极端的外向政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不过，从中国的角度看，当前实力已远非昔日弱势。无论军事实力、科技还是经济规模，中国在地区影响力上占据明显优势。这意味着，若冲突发生，后果将复杂且代价昂贵，各方都会更加谨慎。国际法与战后条约框架也对区域安全和驻军等问题有具体规定，这些都是在任何冲突讨论中不可回避的现实要素。

总的来说，高市早苗之类人物的崛起，反映了日本国内部分社会情绪和利益的集聚：对过往帝国荣耀的怀想、对当前经济困境的不满，以及借外部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的政治意图。是否真的会走向全面对抗，还要看国内选民选择、国际力量对比、以及各国战略耐心与决策的相互制衡。对邻国而言，保持警觉、加强外交沟通、并在经济与军事上做好准备，仍然是应对这类不确定性的现实策略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